中國3G之父李世鶴談TD的前世今生
發布時間:2008/5/22 0:00:00 訪問次數:3527
前世
2006年2月18日,64歲的李世鶴從北京飛到了海南三亞,這位被稱作td-scdma(以下簡稱tds)之父、中國3g之父的老頭一向精神矍爍,戴著大黑方框眼鏡,以一種典型的中國工程師形象出現,但是現在,他要好好享受一下這號稱中國最美麗的沙灘。
11年來,李的命運隨3g而起伏不定。他主持了tds——這個國產商用3g制式標準的研發與推廣,從一紙技術框架,到現在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未來3g的主流標準,與tds結緣的11年,對于李世鶴來說就如一場漫長的馬拉松,現在正是沖刺的前夜。
兩番閉門長談
李世鶴是重慶人,1963年畢業于成都電訊工程學院,后于南京大學物理系攻讀碩士。1968年,李進入中國郵電部第四研究所,但是兩年后,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西安挖起了地道。1978年,李報名國家的800人出國留學招募,隨后飛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學習,4年后取得了博士學位。1983年,李回到了郵電部第四研究所,成為總工程師。月薪70元人民幣的他,開始對移動通訊產生了濃厚興趣。當時世界電信還是固話的天下,但李卻對國際上的移動通訊發展產生了先知先覺。1985年,根據國際研究的基礎,他到重慶主持了中國第一個蜂窩移動通信網的設計和設備選型。1991年他又幫助江陰市開發了模擬制式下的移動通話終端,“我后來也搞出了那些大水壺、大磚頭!”而當時國內無論是移動通訊設備還是終端都被國外廠商一統天下。
國內移動通訊的現實、前景與積累的研究經驗刺激了李世鶴的雄心。他的目光開始從在既有制式標準上發展自主產品,發展到開發國家自主的新制式——這是一個冒險而富有想象力的計劃,將影響到無線移動通訊整條產業鏈上的格局分成。直到現在,在自信的李世鶴看來,3g標準間沒有任何技術上的不同,只是人為地設定知識產權的保護,歸根到底是利益分配的問題。
“1993年,美國高通公司搞出了關于新制式cdma(碼分多址),我也研究這個技術,然后就想著怎么超過它。”第二年,李被調到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當副院長,在這里他遇上了兩個“志同道合”的人。其一是在摩托羅拉公司半導體部工作的項目經理陳衛,另一個就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廣涵,這兩個中國留學生本來想做一個兼容的cdma方案,但與高通公司談判專利無法達成妥協,只得放棄cdma,研究新的方案——scdma(同步碼分多址)。這年6月,李和兩人在北京閉門長談了三天,討論了不少新技術設想,并確定了利用時分雙工,即td這個關鍵元素。td從此與李世鶴的生活綁在了一塊。
1995年春天,原郵電部科技司司長周寰與李世鶴們在美國見了一面,在德克薩斯大學一間教室里,他們熱情洋溢,無拘無束地討論了四天,一個叫做tds的方案形成了雛形,作為上級領導的周寰拍板了:干!
周寰或許沒有想到,他這一拍板,將深刻影響多年后中國乃至世界的第三代移動通訊市場格局。而其本人事后看來,成為了李世鶴們的“貴人”。
兩道生死關
“上3g,光對現有2g網絡的升級或替換投資就是幾千億,”到現在,說話爽直的李仍然認為,“td-scdma發展的一個優勢就是國家牌”。這也是tds手中最大的王牌。
1995年11月,原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與cwill公司合資成立信威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,李世鶴出任董事長,陳衛任總經理。李世鶴在吸取scdma部分優點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全新改造,制訂出了tds系統規范。但就在這時,作為親密戰友的陳衛與徐廣涵,卻對tds能否成功產生了懷疑,并最終離開。因為從一個紙面上的標準設想,到成為被承認的標準,再到研究發展成熟,并投入商業化,將是一個非常漫長,又極其耗費資金的事情。
這個擔心不無道理。李世鶴與tds后來的發展的確波折重重。其中有李世鶴本人的性格問題,李曾說,在國營研究院體制下干事不是很順,一些
前世
2006年2月18日,64歲的李世鶴從北京飛到了海南三亞,這位被稱作td-scdma(以下簡稱tds)之父、中國3g之父的老頭一向精神矍爍,戴著大黑方框眼鏡,以一種典型的中國工程師形象出現,但是現在,他要好好享受一下這號稱中國最美麗的沙灘。
11年來,李的命運隨3g而起伏不定。他主持了tds——這個國產商用3g制式標準的研發與推廣,從一紙技術框架,到現在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未來3g的主流標準,與tds結緣的11年,對于李世鶴來說就如一場漫長的馬拉松,現在正是沖刺的前夜。
兩番閉門長談
李世鶴是重慶人,1963年畢業于成都電訊工程學院,后于南京大學物理系攻讀碩士。1968年,李進入中國郵電部第四研究所,但是兩年后,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西安挖起了地道。1978年,李報名國家的800人出國留學招募,隨后飛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學習,4年后取得了博士學位。1983年,李回到了郵電部第四研究所,成為總工程師。月薪70元人民幣的他,開始對移動通訊產生了濃厚興趣。當時世界電信還是固話的天下,但李卻對國際上的移動通訊發展產生了先知先覺。1985年,根據國際研究的基礎,他到重慶主持了中國第一個蜂窩移動通信網的設計和設備選型。1991年他又幫助江陰市開發了模擬制式下的移動通話終端,“我后來也搞出了那些大水壺、大磚頭!”而當時國內無論是移動通訊設備還是終端都被國外廠商一統天下。
國內移動通訊的現實、前景與積累的研究經驗刺激了李世鶴的雄心。他的目光開始從在既有制式標準上發展自主產品,發展到開發國家自主的新制式——這是一個冒險而富有想象力的計劃,將影響到無線移動通訊整條產業鏈上的格局分成。直到現在,在自信的李世鶴看來,3g標準間沒有任何技術上的不同,只是人為地設定知識產權的保護,歸根到底是利益分配的問題。
“1993年,美國高通公司搞出了關于新制式cdma(碼分多址),我也研究這個技術,然后就想著怎么超過它。”第二年,李被調到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當副院長,在這里他遇上了兩個“志同道合”的人。其一是在摩托羅拉公司半導體部工作的項目經理陳衛,另一個就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廣涵,這兩個中國留學生本來想做一個兼容的cdma方案,但與高通公司談判專利無法達成妥協,只得放棄cdma,研究新的方案——scdma(同步碼分多址)。這年6月,李和兩人在北京閉門長談了三天,討論了不少新技術設想,并確定了利用時分雙工,即td這個關鍵元素。td從此與李世鶴的生活綁在了一塊。
1995年春天,原郵電部科技司司長周寰與李世鶴們在美國見了一面,在德克薩斯大學一間教室里,他們熱情洋溢,無拘無束地討論了四天,一個叫做tds的方案形成了雛形,作為上級領導的周寰拍板了:干!
周寰或許沒有想到,他這一拍板,將深刻影響多年后中國乃至世界的第三代移動通訊市場格局。而其本人事后看來,成為了李世鶴們的“貴人”。
兩道生死關
“上3g,光對現有2g網絡的升級或替換投資就是幾千億,”到現在,說話爽直的李仍然認為,“td-scdma發展的一個優勢就是國家牌”。這也是tds手中最大的王牌。
1995年11月,原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與cwill公司合資成立信威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,李世鶴出任董事長,陳衛任總經理。李世鶴在吸取scdma部分優點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全新改造,制訂出了tds系統規范。但就在這時,作為親密戰友的陳衛與徐廣涵,卻對tds能否成功產生了懷疑,并最終離開。因為從一個紙面上的標準設想,到成為被承認的標準,再到研究發展成熟,并投入商業化,將是一個非常漫長,又極其耗費資金的事情。
這個擔心不無道理。李世鶴與tds后來的發展的確波折重重。其中有李世鶴本人的性格問題,李曾說,在國營研究院體制下干事不是很順,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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